塞外粮仓持久丰盈的“密码”（一）

（张蒙 摄）

黄河北，阴山南，八百里河套米粮川，渠道交错密如网，阡陌纵横似江南。地处北纬40度的河套地区，土地肥沃，气候独特，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水土光热组合优势显著，为农作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种植环境，盛产小麦、玉米、向日葵等农作物，素有“塞外粮仓”的美誉，2019年被中国气象局认定为“黄金农业种植带”。

据史料记载，河套地区原始农业出现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秦统一六国后收回河套地区并设置九原郡，移民3万户屯垦戍边、引水溉田。公元前127年，汉武帝设立了五原郡、朔方郡。至西汉末年，河套地区已是阡陌纵横、鸡犬相闻的繁庶农业地。北魏时期，河套地区特别是五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十分发达。唐朝时，河套地区属于关内道的丰州，也是黄河流域农田水利最发达的地区。宋、辽、金、夏、元、明时期，河套复为游牧地，大量汉民内迁，土地退耕还牧，农业水利开发呈衰退局面。

清朝中期以前，河套地区处于南北河之间，其西、北、东、南四面环以黄河。黄河入套后坡度较小，水流平缓，南河、北河溢流岔河众多，通河便利，土地富足，可耕可牧，粮草丰茂。对于北方游牧民族来说，河套是养兵牧马的天然牧场，占据河套作为其根据地，可南望关中，逐鹿中原；对于“以农立国”的中原王朝来说，河套是屯兵固边、休养生息的天下粮仓。从唐朝初期开始，河套地区就陆续有降附内迁的突厥、回纥、党项等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杂居，因而农业与牧业交错并存，逐渐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农牧结合的经济发展方式。这种经济发展方式遍及黄土高原丘陵区、绿洲平原及其边缘的草原和荒漠地带。

明末清初时期，山西、陕西等地农民以“雁行人”或“游耕”的方式流动包租耕种套内土地。清朝康熙至道光中期，来河套谋生的内地“雁行人”继往开来，他们是河套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的先驱。

据《巴彦淖尔盟志》记载，清道光八年（1828），清廷特许开放缠金地（今临河以西和以北地区）招商垦种。道光、咸丰年间，河套移民逐渐增多，他们利用黄河决口或天然形成的渠道、旧河道、天然壕沟以及开挖渠道进行灌溉。少数地商从蒙古王公或召庙手中承租大量土地，再转租给移民耕种。到清朝中期，河套地区出现了以农田灌溉为目的的大型水利工程，表明当地农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些规模大型的水利工程又反过来推动当地农业更迅速地发展。至清朝光绪末年，由地商出资开挖大小干渠近40道，大者灌溉千顷以上，小者灌溉几十顷至百顷以上，共灌田1万多顷。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派大臣贻谷放垦后，统一强制赎买河套地商及蒙旗私垦的土地及河渠，实现了土地、水利的官办或官商合办性质，促进了河渠水利治理的统筹发展和快速推进，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然而好景不长，放垦结束后，由于政府、地商、蒙旗不断相互争利，致使灌区水利设施因维护和管理不善而废坏。

到了民国时期，河套水利经整修合并，八大干渠演变为十大干渠，灌溉面积达到三四百万亩以上，再加上改建的三湖河灌区，河套成为当时最大的引黄灌区。

新中国成立后，河套灌区历经引水工程、排水工程、灌排配套、节水改造4次大规模水利建设，实现了从无坝引水到有坝引水、从有灌无排到灌排配套、从粗放灌溉到节水型社会建设的三大历史性跨越，建设了由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总干渠、总排干等设施组成的世界上最大的“一首制”七级灌排配套工程体系，农田灌溉面积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不足300万亩发展到1000多万亩，成为全国三个特大型灌区之一以及亚洲最大的“一首制”自流引水灌区，有力地支撑了巴彦淖尔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黄河水经由河套灌区10.36万条、七级灌排渠（沟）道的接力输送滋润着1000多万亩耕地，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并有效改善了灌区生态环境。多年来，河套灌区粮食总产量每年稳定在25亿千克以上，其中小麦产量约占1/5。河套灌区已成为国家、内蒙古自治区重要的商品粮油生产基地，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贡献。2022年，巴彦淖尔市粮食种植面积达556.8万亩，较2021年增加12.8万亩；粮食总产量达29.1亿千克，较2021年增加1亿千克；粮食作物平均每亩单产522.285千克，超全区平均每亩单产148.25千克，筑牢了粮食安全“压舱石”。

高标准农田（齐鸿雁 摄）

巴彦淖尔市是世界三大优质小麦产区之一，所产小麦因蛋白质、面筋质等综合指标突出，被誉为小麦界的“五项全能冠军”，每年约有10万吨优质小麦原粮销往全国各地。巴彦淖尔市还是全国最大的食用向日葵种植基地和集散地、第二大番茄原料生产地和番茄制品加工基地、重要的玉米产地、最大的脱水菜生产基地、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重要的瓜果蔬菜生产基地。“塞外粮仓”“天下厨房”的名号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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