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彦淖尔市水利局
“塞外明珠”乌梁素海（一）
说到河套灌区，“塞外明珠”乌梁素海注定是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乌梁素海位于黄河“几字弯”顶部，河套平原东端，明安川和阿拉奔草原西缘，阴山山脉与乌拉山衔接处，北靠狼山山前洪积扇，南邻乌拉山山后洪积阶地。蒙古语意为“红柳湖”，水域面积293平方千米。乌梁素海是地球同一纬度上最大的湿地，是全球荒漠、半荒漠地区极为少见的、具有生物多样性和环保多功能性的大型草型湖泊，已被国家林业部门列为湿地水禽自然保护示范工程项目，同时列入了《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乌梁素海承担着保障黄河生物多样性、调节黄河水量、净化水质、防凌防汛等重要功能，被称为黄河生态安全的“自然之肾”。乌梁素海是我国西北地区极其重要的生态屏障，在抵御西北地区荒漠化发展，控制京津风沙源，调节西北与华北地区气候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乌梁素海的西边，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库布齐沙漠多年来以不可阻挡之势一年年东进。然而，正是因为有了乌梁素海，沙漠东侵的步伐被遏制，沙漠止步于包头以西，呼和浩特、包头乃至京津冀的生态和气候才得到了保护。乌梁素海是黄河水量的“调节阀”。每年，乌梁素海可调洪、分洪、蓄洪约5亿立方米，在保障黄河凌汛安全、减轻巴彦淖尔市和内蒙古自治区其他沿黄地区的防洪防汛压力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普遍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的巴彦淖尔，乌梁素海附近的乌拉山年降水量最高可达350毫米，而大桦背更是树木葱郁。究其原因，是乌梁素海的存在使这一带形成了自己的小气候。乌梁素海每年向大气补水3.6亿立方米，同时渗补周边地下水0.66亿立方米，这使得周边气候湿润，降水量大。不难想象，如果失去乌梁素海，巴彦淖尔将加速荒漠化，形成新的沙尘暴策源地。乌梁素海丰富的水资源也让它成了黄河生物多样性的“种源库”，230多种鸟类、20多种鱼类在此繁衍生息。作为荒漠地区罕见的候鸟迁徙通道，乌梁素海还是全球九大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一年四季都有数量庞大的候鸟来此栖息，其中既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尾海雕、玉带海雕，也有“游禽之王”疣鼻天鹅。作为河套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乌梁素海是河套灌区唯一的排水承泄区，接纳了灌区90%以上的农田排水和经净化处理后的城市污水、工业污水、山洪水。河套灌区12条排水干沟中，有9条通过总排干沟汇入乌梁素海，其余3条直接连通乌梁素海，农田退水进入乌梁素海后，再经过乌梁素海最南端的泄水工程——乌毛计闸退入黄河。湖区内的芦苇、香蒲和各种植物及浮游生物，可将河套灌区农田排水中大量未被分解吸收的化肥降解净化，净化率达50%～80%，从而避免了农业用水直排黄河，保护了黄河中下游的水生态安全。乌梁素海的形成可追溯到1850年以前。它的演变与黄河改道、河套灌区水利事业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1000多年前，乌梁素海所处位置还是一片茫茫草原，隋朝在这里设大同城，唐朝在这里设天德军城，目的都是以城为塞，扼守今包头市以西的昆都仑河谷，防止突厥兵马通过河谷，由阴山以北长驱直入，侵袭中原。如今，这两座古城都静静地躺在乌梁素海清澈的水下。在天气晴好时，清亮的湖水底部仍依稀可以看到古城雄浑的轮廓，堪称中国考古界的一大奇观。从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到明朝末年，黄河在流入河套平原后，在今磴口县西侧转折向北，经补隆淖西，至哈腾套海林场北分出一支向东流去，这个分支叫“南河”，即今天黄河主河道，在当时为次河道；主流则继续向北，但因受狼山阻挡，在河道西岸积成东西长达60千米的屠申泽，再转而向东流，称“北河”，即今之乌加河，为当时黄河主河道。奔腾的河道下，地壳运动从未停止。随着阴山山脉的不断抬升，河套平原不断下陷，终于在清朝初年，现在的乌梁素海处高出了黄河河道的高度，北河在这里受阻，不能继续东去而转向南流，形成了一段呈南北走向的弧形河道，于西山咀镇（今乌拉山镇）附近流入南河。这是黄河在这里的第一次改道，由乌拉山北改至乌拉山南，它为乌梁素海冲出了河道。同时，在河套的西部，西北风长年通过贺兰山和阴山之间的缺口，携带着阿拉善的流沙侵入，加之狼山山洪频发，山洪携带的大量山石在山前南麓堆积扩展，使得黄河主河道乌加河不断抬高，终于在1850年，北河上游一段长约15千米的河床被泥沙淤塞，迫使北河断流，黄河主流流向南河，黄河再次改道。这次改道使得乌拉山西部这一段南北河道废弃，而由于之前黄河急转南下，在这里冲出了大片洼地，在最低的两处洼地形成了两个积水洼，一处叫“大巴尔洞”，另一处叫“海壕”，两处水洼总面积2平方千米。因为岸边长满红柳，于是当时人称这两处水洼为乌梁素海，意为“红柳湖”。之前的黄河主道乌加河，随着河套地区灌溉事业的发展，逐渐成为天然的退水渠道，河套地区各大渠道的退水全部通过乌加河，汇入“大巴尔洞”和“海壕”两处洼地。1876年，被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的丁戊饥荒爆发。这场灾害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地，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大批灾民由中原迁入，来到河套平原谋生。“大巴尔洞”和“海壕”两处水洼占水利之势，上游的乌加河和山洪为河套平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灌溉条件，周边又有一望无垠的黄河冲积平原，于是许多灾民留在了这里，开垦出大量农田，随着四周农民不断迁居至此耕种，周边人口逐年增多。1928年至1930年，西北旱灾，赤地千里，河溪断流，大批难民逃难来到河套。1930年，乌梁素海地区颗粒无收，地主动员佃户到乌加河上游同义隆拦河坝要水，引起纷争。混乱中，有人掘开拦河坝，致使乌加河水像脱缰野马凶猛下泄，短短几天，大水便淹没了乌梁南、北隆太、红卯图、三里城、柴碾坊等几个村子，至此，乌梁素海真正成了一个海子（湖）。俗语说：“一旱旱三年，三年之后必大涝。”1931年，旱涝逆转，黄河水势大，乌加河河坝到处决口，同时，河套地区当时开挖的几道大渠也不断向乌梁素海泄水，再加上乌拉山、狼山的山洪来势凶猛，乌梁素海水面不断向四周扩大。1933年，乌梁素海周边的种植户为了继续种地，按股集资，从下游经西山咀开挖了约10千米的退水渠，但上游来水大，河套地区地势南高北低，天然退水渠的退水能力弱，一直没能达到预期效果。1934年，雨水持续增加，红山口、莫楞河山洪大量排入湖内，乌梁素海的水位进一步高涨，周围的刘补隆、鸡乌素、维圪图、八倍水道、石兰计、广义站等村庄被淹没。到1938年，黄河水势更大，乌梁素海水域面积进一步扩张，湖区周围，当地农牧民经营多年的牧场、良田和屋舍全部被淹没，而且由于湖堤断断续续，未经统一整修，决口频繁，因此这个地区形成了“水来人走，水退人回”的局面。1949年，乌梁素海水域南北长达60千米、东西最宽达25千米，水位海拔达到了1020米，水域面积扩大到近800平方千米，这是乌梁素海历史上的最大面积，相当于一个南京市的城区面积。随着乌梁素海水域面积的连年扩张，淹没田地之广十分惊人。为了不让乌梁素海继续扩大下去、淹没良田，新中国成立后，河套地区按照傅作义“四首制”的构想，首先建成了第一首闸黄杨闸，控制了由黄河进水量最大的黄济、杨家河、乌拉河等渠道，后来其他渠口也逐渐修筑起草闸、石闸，乌梁素海缩小到460平方千米，石兰计、八倍水道、上下鸡乌素、吕圈圪旦、刘补隆等地重新露出地面。1961年，基于“一首制”构想的黄河三盛公水利枢纽工程和总干渠全部竣工。昔日任由大水灌入乌梁素海的现象得以根绝，乌梁素海水域面积得到控制。1969年起，乌梁素海周边开始大规模开荒种田、围湖造田，乌梁素海的上游水源一度被截断，加之人口、农田急增，导致水域面积急剧缩小，几乎干涸。后来，国家引黄河水进入乌梁素海，水域面积又恢复到293平方千米。至此，乌梁素海的面积基本趋于稳定状态，一直保持至今。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河套地区因长期过量灌水，导致地下水位上升，土壤盐碱化严重，得了所谓的“水臌病”，粮食生产受损。为解决这一突出问题，原巴彦淖尔盟盟委下大力实施总排干扩建疏通工程，将引进来的黄河水多余部分及时排出去，实现灌排平衡。1976年，河套地区开挖、疏通了总排干沟，阻断了乌加河向乌梁素海供水的源头，并建设了红圪卜排水站，总排干沟的排水成为乌梁素海的主要水源，河套灌区自此形成了“引黄河水灌溉—农田排水—乌梁素海调蓄净化—退水进入黄河”的完整水循环系统。1980年，乌梁素海至黄河出口疏浚，扬尾水入黄河。1982年再建乌梁素海出口乌毛计闸，湖水经乌毛计闸退入黄河，总排干沟年排水量达到5亿立方米。至此，乌梁素海能够通过排水设施调节湖面水位，使湖水面积稳定控制在293平方千米左右，湖面海拔1018.80米。乌梁素海的主体功能转变为受纳灌区农田排水和降水、山洪的滞纳区。河套灌区实现了从有灌无排到灌排配套的历史性转变，但这项惠民工程对于乌梁素海而言却未必是好事，因为排干的功能之一就是排除土地盐碱，而排出去的盐碱水都进入了乌梁素海。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农田化肥的普遍使用，上游城乡各类生产制造企业的工业废水被大量排入乌梁素海，导致湖水水质持续恶化，湖水受到严重污染。到2000年前后，乌梁素海水质已经变得污黑，异味、臭味弥漫，水鸟、鱼类大量死亡，这个时期成为乌梁素海最不堪回首的一个时期。（未完待续）
